我们评价一个历史人物，

不能一像是春秋一样一字褒贬

，对于一个有思想的现代人，

一味的抨击一个人没有任何意义

，重点在于分析，分析一个人是如何背弃了自己的理想的。

汪精卫的少年时期不可谓不热血

，在进入同盟会之后他毅然决然的在1910年前往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，这样的人不可谓不英雄。在他被抓入狱之后，他也说出了那句著名的：

引刀成一快，不负少年头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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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32年，汪精卫希望张学良可以出兵华北，但被张学良言辞拒绝。

张学良不管怎么说，都只是个军阀，对于军阀来说最重要的都永远都是利益。而此时，

没兵的汪精卫陷入了绝望，也陷入了转变之中。

对于汪精卫来说他已经不相信中国人的力量了，

他认为中国人是不足以拯救中国人的

，虽然他无比痛恨侵略中华的日本，但他还是选择在1938年目睹了从北京打到广州后飞往重庆。

1938年，汪精卫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，选择了背弃国家和民族，从重庆飞往越南河内，并公开发表声明赞同日本的“近卫三原则”

，主张与日本和解。

1940年，汪精卫在日本的扶持下，

于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

。汪精卫彻底走上了叛国之路。汪精卫认为战斗是永远打不赢了，他在目睹了一次失败之后就认为中国人再无取胜的可能性，这是极度自卑的表现。

一

个在少年时期敢刺杀载沣的人，他当然不是一个怕死的人，孙先生的弟子几乎都能继承他的思想来为了中华而奋斗，可惜的是汪精卫没有学会孙先生的坚持

。二次革命、护法运动，孙先生革命至死都没有放弃，而汪精卫却因为认为日本人的经济发展领先中国70年而放弃抵抗。

我们不能站在道德的至高点上指责汪精卫希望中国好，谯周的《仇国论》亦是如此，可是

对于历史来说，方法等于态度。

而反观中国共产党，伟

大的革命领袖毛泽东在陕西延安的窑洞中写出大名鼎鼎的《论持久战》，

毛主席认为中国人必将胜利，而作恶的法西斯终将被时代抛弃成为时代的孤儿，这

是思想上的差异，这种事无关生死，这是精神层面的胜利

。当我们坚信世界终将美好的时候，美好的世界也就慢慢向你靠近。

这就是信念的差异。

站在历史的维度，每个人都是为国奋斗的勇士，但是站在方法论的立场上，我们总是该相信最美好的事情总归发生。

后汉三国，当谯周写下《仇国论》的那一刻，属于弱国逆袭的时代就过去了

，多少年来的奋斗者们能接受白手起家却不能做到东山再起。因为仇国论，也因为汪精卫，

他们都习惯的认为可能性最大的结果就是最后的结局。

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在革命胜利后为汪精卫辩解道：

哪一片土地是汪先生出卖的

。她用这句话为汪精卫开脱他无罪，这是可耻的偷换概念。对于身居高位者来说，

尸位素餐便是重罪，何况是带着祖国奔向亡国呢？